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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抗日神剧 明朝时期的朱元璋的“通倭罪”

时间:2021-11-08 来源:川菜菜谱大全
 

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本也是接受这个封号的,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改称日本。按照朱元璋后来的侦破结果,胡惟庸不仅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而且还创造一项中国历史纪录——勾结日本的第一个中国国字号汉奸。在胡惟庸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与日本有染的乱臣贼党。

那么,话说后来,这个朱元璋发现的日本是谁派来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体说来又牵出一大案: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如何利用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结果,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发配日本。而更诡异的是,过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将林指挥召回,威胁加利诱,使林贤别无选择,成了胡党一员。胡惟庸与林贤共商大计,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里应外合,阴谋颠覆洪武政权。于是,林贤领命,回到日本开始准备。

随后,这起谍战剧除了胡惟庸和林贤外,出现第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瑶藏主,这个人明为高僧,实际上是高级刺客。朱元璋发现的,那个往来胡家大院的人,就是如瑶藏主使者。

在巨大的物质利诱下,这个如瑶藏主与林贤一拍即合。杀手嘛,出个好价钱就干。两人筹划配合胡惟庸变天的一条毒计:带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样朝贡大明,向朱元璋进献巨烛,也就是大蜡烛,里边藏着兵器暗器,伺机暗杀朱元璋。我们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杀可谓天下第一,他们一不怕死,二拥有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如果这伙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还真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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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没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动手,朱元璋先下手了。

胡惟庸的马仔、御史中丞涂节反水,告发胡惟庸有谋反计划。随后,有个叫云奇的内史火线告御状,发现胡惟庸酝酿的一起“重大政变”,史称“云奇告变”。说他在经过胡惟庸家门口时,发现墙道里藏着士兵,宅院旌旗招展,刀枪林立,这是意图兵变迹象。朱元璋闻讯迅速采取行动,抓捕胡惟庸及其党羽。胡惟庸顷刻倒台。

朱元璋拿下胡惟庸后,宣布立案侦查。随后,他用了大量时间,来对付日本人的刺杀行动。而不知道日本人那边,是情报工作不利,还是明朝对日本封锁了消息,总之胡惟庸出事后,林贤伙同日本如瑶藏主带四百武士,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如约入境了。早已识破此计的朱元璋,将计就计,设个反埋伏,来个请君入瓮,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假朝贡真行刺最后没有成功。四百日本精兵全被朱元璋发配到云南边疆,当边民去了。

这起暗杀事件自始至终没有胡惟庸身影,但却成为胡惟庸里通外国的铁证。破获此案的朱元璋很兴奋,将林贤案视为胡党案重大突破,排在胡党案第九系列。列入亲自牵头编写的“反面教材”《大诰三编》,但细心的人们发现,此案有很多可疑之处,我归纳为三大疑点:其一,当时日本并非明朝藩属国,何以成为接受明朝官员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内战不绝,自己国家尚未统一,有何实力去颠覆他国?其三,时间对不上号。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发,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而日本史料记载,洪武十六年,如瑶藏主入贡大明。也就是说,这三件事,每个相隔三年,那三个人,谁也不挨谁。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时,发挥了丰富想象力,愣是把三个故事整合成了一个故事。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连在一起呢?

我试着挖掘了一下这段历史, 从一段洪武大帝的抗日神剧中找到了答案。

纵览中国历史,凡是建立中原王朝皇帝,登基后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总有外敌与中原王朝并存。这些外敌大多从陆地而来——大多为与中原接壤的草原游牧部落。作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但情况有些不同——一部分外敌从海上而来。其中,来自日本的“倭寇”骚扰最早最频繁。

这些日本倭寇,战斗力极强,凭着十几条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必须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时的所谓“倭寇幼儿癫痫症状表现”,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浪人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那么,这些倭寇在中国沿海干了什么?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强?官兵打不过他们?明朝著名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有一篇《杨八老越国奇逢》,道出了实情:

这帮倭寇,为首的是日本浪人,而还有一部分从众,竟然是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日本浪人武士,到中国沿海,主要干两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还抢人。对抢来的中国人,他们分三种处理方式,老弱病残,一概杀死,年轻妇女,奸淫掳掠;强壮青年,胁迫入伙。每抓到一个中国青壮年,就不由分说,剃头抹油,打扮成和他们一样模样。每遇战事,就让这帮假鬼子打头阵。而中国官府有这样规定,官军只要砍掉一颗倭寇人头,就可以拎着领赏。所以平常这帮官兵,看着百姓光头,为邀功请赏都没准砍下来;何况在战场,哪管你是日军伪军。所以那些被剃了头的中国壮丁,知道没好,一旦到了战场,就干脆一往无前,非常卖命,敢死队一样。而那些真倭寇,就像后来日军一样,只等伪军打头阵,随后杀出。如此,就令官军难以招架,所以屡战屡败。

倭寇之乱从元闹到明,在大明初期愈加厉害。碍于日本海盗越闹越凶,明太祖朱元璋登大宝之初,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国书。主要向日本表达两层意思:一希望他们来朝拜新中华之主。二是责令他们配合大明围剿扰明倭寇。

但是,使臣到达日本后,令朱元璋惊呆的事发生了。

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使者的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显示,日本时值南北朝时期,南强北弱,南朝的实际统治者叫怀良亲王,所谓亲王,不是皇帝的儿子就是皇帝的兄弟,是仅次于皇帝一等王爵。据说这位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之子,作风强硬,他斩杀大明使者,明摆着是向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示强。

那么,小小日本,为何敢对大明示强?想当年,汉唐时代中国使者去日本,日本王室都是高接远迎,为何此时对明朝翻脸?怀良杀明朝使者底气从何而来?

日本王室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说起来,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

其一,两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日本对汉唐文明顶礼膜拜,对宋文化也是崇拜有加,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先河。宋亡后,华夏武汉能治疗好癫痫病的医院在哪里呢的正统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破灭。不少日本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华夏”。对于那时中国,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榜样破灭的遗憾,另外还有此消彼长的心理变化。忽必烈灭宋后,驱战船直取日本。借助“神风”——其实也就是台风,日本两次打败蒙元远征军。通过抗元,日本信心和野心大涨——蒙古灭宋,却不能灭日。中国不过如此,我们有朝一日也可以征服他。虽然百年之后,朱元璋率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野心暴涨的日本人眼里,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他们不拜元,也不拜明。

所以,怀良才敢于斩杀大明使者,他一不认大明为中华正统,二是通过朱元璋示强树立国内权威,他料定明军不敢来打日本,忽必烈办不到的事,朱元璋也未必能办得到。果然,朱元璋没有让怀良感到失算和后悔。

很多爱好历史的观众都知道,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日本恨之入骨的皇帝之一。朱元璋为什么恨日本?上边这个故事已经交代清楚了,倭寇骚扰,使者被杀,日本朝野都不买他的账。但是,朱元璋终其一生,却没有跟日本开一仗。即便使臣被杀,也没有对日本兴师问罪,这又是为什么?

这可以从后来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铁券丹书中寻找答案。

朱元璋临终前,曾留给后代子孙一本铁券丹书,明确将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其中,日本赫然在列。其余十四个国家都是谁呢?

“朝鲜、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xian)罗、苏门答腊、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尼、西洋顼(xu)理”。这十五个国家都是什么“成分”?可以今日名称比照。“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安南”就是越南,“真腊”就是柬埔寨,“暹(xian)罗”就是泰国,“渤尼”就是文莱,“苏门答腊”“瓜哇”属今日印尼,“西洋顼(xu)理”有说印度,“占城、三佛齐、白花、湓亨”这些古国已经没有了,成为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和印尼群岛一部分。

由此,可一现端倪。这十五个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均与海相邻——不是岛国,就是半岛国,均可称得上是海洋国。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朱元璋是个“中国式皇帝”,没有“走向深蓝”之志。对于海战,他既无欲望,也无信心。他给子孙留下的,其实就是“不打海洋国”的铁誓盟约。中国天子只要管好中国事、统治好中国百姓就行了,对夷狄之国,尤其是隔海岛国,力避“劳师远征”。儿童癫痫病由什么引起大明战船,是向世界炫耀财宝的,不是炫耀武力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奉行的和平外交初衷是好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不打你。明初时的日本王室,根本不接受朱元璋释放的善意。他们不仅不朝贡、杀大明使臣,甚至纵容倭寇,对大明沿海主动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打又打不得,不打又不消停。怎么办?洪武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抗日绝招”——令人做了一把仿日折扇,命名为“倭扇”,在扇面上,他提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名唤《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这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可以在《明太祖集》中查到,是朱元璋的得意大作。你别看朱元璋文盲出身,但经过自学,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朱元璋明确将日本定性为“国王无道民为贼”小丑国,发出对日本挑战大明的鄙视,同时,他也料到日本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一大外患。但却没有为本国、为子孙拿出具体的对应之策,只是表示要把日本像折扇一样,“一挥掌握中”。

如此这般,把倭扇带在身上天天握在手上,就等于天天“把玩日本”,日日“抗倭大捷”了吧。朱元璋此举,真是够绝,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新境界,不废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抗日胜利——至少是精神及意念上的完胜。

故事讲到这里,观众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制造胡惟庸通倭罪的初衷了。所谓通倭罪,实乃一石二鸟之计。朱元璋一看日本烦得慌,二看胡惟庸不解气,所以借题发挥,罗织了“如瑶藏主、林贤、胡惟庸”这个“通倭”的“证据链”。胡惟庸被云奇告发时,据称宅院里旌旗招展。而区区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觉得这样定个兵变也不好意思,所以在追加通倭罪时,特意给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从而将本国奸相和敌国贼寇一勺烩,取得了英明皇帝及其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当然,我的这个推断,也属于一家之言,我姑妄说之,大家姑妄言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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